“岗位”已死！个体的价值才是未来——青岛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变迁

非常高兴，在华夏基石新年论坛上与大家交流。今天，我想把最近一段时间对青岛人力资源问题的思考向大家汇报一下。

2016年，青岛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最为关键的一句话是：人与组织关系的重构。在各大论坛，包括彭剑锋老师都会常常谈起。它引发了我们对人与组织的各种各样的思考。那么，如何理解人与组织关系的重构？人与组织关系重构的驱动因素究竟是什么？

青岛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变迁

在不同的时代，青岛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变迁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人是工具。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早期，生产的第一要素显然不是青岛人力资源，而是土地和资本。只要有了土地和资本，工人是可以像牛、马一样被雇佣的。这个时期组织所追求的是简单的机械效率，这是人与组织关系发展相对初级的阶段；

第二阶段，人岗匹配。随着大工业生产的发展，随着对行为科学的研究，我们发现，人作为“工具”，作为提供力量的个体，他可以在同样的生产条件下产生不同的产出。因为某些人做某些事的效率就是比别人高，所以人们提出了人和岗位的配置关系理论。

第三阶段，人事互动。随着对青岛人力资源认识的深入，我们发现，人与岗位其实是可以相互促进的。通过有效的人和岗位的设置，不但可以带动事物的发展，并且可以带动人本身的发展；

第四阶段，人是目的。2015-2016年，彭老师带领着人大博士对海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研究结果中我们发现，人本身的发展成为了组织经营的目的。“人是目的”不但成为了一种管理理念，而且在企业中得到了实践。这个时候，组织经营的根本目的在于支撑了人的发展，人和组织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于是我们提出了人与组织关系的重构。而且，认为人与组织关系的重构是来与于对人本身认识的不断深入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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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组织关系的形成

但我还是有一些疑问。因为不论是在青岛人力资源发展的哪一个阶段，人与组织的关系都是在漫长的实践之后，人们对其规律的总结。很多时候，企业的实践是在理论产生之前的。如果不能真正找到组织变化的驱动因素，就很难去预测它的未来。比如，我们认为这种重构是来自于对人的认识的不断深入，那么就当前阶段而言，人在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似乎难以预测。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我们总是把总结出来的规律或者结果，当成了发展变化的驱动因素，但实际上它可能并不是这样的。

比如，我常开玩笑说，我当年去华为工作是因为收入高为。收入高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当年我在西安的国有企业做中层干部的时候，一个月的收入不到1200块，但是在华为的起薪就是5000元，而且是试用期工资。之后还会涨500-5000元，这个诱惑是非常大的。不仅如此，当时华为的福利还包括社会保险、基本工资15%的安全退休金、工卡上还有每个月800-1000的费用，可以用于买班车票、用餐等个人支出。因为到华为工作，当时我的生活水平确实得到了很大提高。如果简单地理解，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因为深圳地区工资普遍偏高，也可以认为，高激励政策是华为吸引人才的手段。但是做一个深入比较，会发现事实并不如此简单。

我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做招聘经理时，发现在同一时期，就我任职的招聘经理一职，深圳人才市场上薪酬水平大概在4000元左右。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华为为什么要以远远高于市场价的薪酬从内地高校招聘人才呢？如果仅仅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才，简单追求人岗匹配的话，完全可以以更低的成本来获得。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假设，华为当时的做法是基于对人岗匹配关系的认识超越了其他企业，当其他企业还在“人岗匹配”阶段时，它已经在追求和实践“人事互动”？

在其他优秀企业的管理实践当中，也有很多类似案例可以总结。那么，这些管理的创新，或者人与岗位、人与组织关系的创新尝试是否几年是来自于对人的认识的深入呢？我们不妨对管理学理论的发展进行简单梳理，看看人与组织关系的形成、组织中管理状态的变化是否缘于对人认识的不断深入。

传统认为，我们对人的认识的应用是管理学里面最主要的行为科学理论的缘起和发展脉络。比如在上世纪20年代，霍桑实验开启了行为科学理论；在其后的20年左右，马斯洛在《人类经济理论》中提出了需求层次理论；1954年，德鲁克提出“青岛人力资源”的概念，进而在1958年提出了青岛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再到后来，双因素理论、x理论、y理论、工作与激励、期望理论等等纷纷登上了青岛人力资源管理的“舞台”。上世纪7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麦克里兰就开始在美国的驻外联络官的选拔过程中，大规模地应用了“才能识别与评测机制”，并最终为美国政府建立了FSIO才能模型。所以，如果说是对人的认识的深入带来了今天的人与组织关系的重构，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早在上世纪的前半叶，对人的认识就已经很深入了。而我们在21世纪再去谈人与组织关系重构的时候，显然不仅仅是由于对人的认识的不断深化所带来的。

人与组织关系演变的两个驱动因素

如果我们不能理解或者找到人与组织变化的真正的驱动因素，就也不能预测未来组织和个体关系的演变和进一步发展。怎样才能够找到这样的因素呢？还是要从人和组织的两方面去看。

第一个驱动因素：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应用

我个人认为，组织形态发生变化的第一个驱动因素，可能更多来自于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应用。

先请大家看一首五言诗：“双眸剪秋水，一手弹春风；弹尽琵琶怨，醉难入梦中。”我们应该可以理解它的意思，感觉得到它所传达的意境。但这首诗是机器人写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工智能，相信大家对此和我一样震惊。我曾经试图从网上了解机人工智能AI能干什么，网络告诉我，机器人会写诗，当机器人不但可以简单提升效率，甚至还能够写出一定意境的诗词的时候，它对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挑战可能是难以想象的。

谷歌曾发布了一个图，显示了AI技术在面对复杂事物的处理速度与处理方式。这是人脑不能抵达的高度，是新技术不断应用的结果。阿尔法狗挑战李世石，并把天下所有的围棋高手都干掉的事情发生了，而在往后的一段时间里，一定会出现更深入影响我们经济生活的情况出现。我们必须正视这种变化，尤其要认识到，这会对组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看相关人员的说法。李开复在最近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说：“在未来的十年之内，世界上有50%的工作将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尤其是翻译、记者、助理、保安、司机、销售、客服等岗位。”这些工作都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不再有人去从事这些岗位的时候，组织内部的架构或者模式一定会发生变化。

我曾与彭剑锋教授一起去阿里巴巴杭州总部交流过。当时，我是带着那种经过华为洗礼过的“工业化时代高科技企业的模式”去审视阿里巴巴的各个环节，应该说当时留下的印象并不是非常美好。但彭老师认为，这也许是由于我们与互联网企业接触太少所造成的，因为我们并不能够真正理解它。2017年1月初，我应邀参加了参加了阿里研究院主办的“远见2046-第二届经济智库大会”，原来的印象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本次大会上阿里研究院对前沿事物的很多判断和观点我都是认同的。比如在本次大会上有参会嘉宾提出在未来的10到20年，有710万左右的岗位将会消失，在702种职业中有47%的工作，可能会被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所替代；数据在整个经济活动当中充当了主要因素，其价值会超过石油、土地，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武装起来的新实体经济会替代旧的实体经济。其时，阿里将不再是虚拟经济了，套用阿里研究院的概念，阿里将成为新的实体经济。新的实体经济对于在当下经济体中生存和发展的组织或者企业来说，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驱动组织和人的关系变化的最主要的因素，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

在这个论坛上，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院长在演讲中说：“我们过去做咨询的主要方式，是依据我们的逻辑所展现出来的严密的思考来引导客户的过程，但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人工智能比人的逻辑性更强，并且能够处理大量数据，这是人所不能的。”麦肯锡提出，今后在全球范围内招聘咨询师的时候，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只招聘MBA、EMBA，只招聘经济学与管理学背景的人了。他们希望招聘一些艺术类的人才来做管理咨询，因为时代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创新思维——这是不得了的变化，它一定会带来整个组织内部的工作模式的重组。对此，我们怎样去理解？怎样来认识呢？

这是来自阿里研究院的图片，它所介绍的第一个概念是人工智能会推动组织形态的演进。比如在新的实体经济里，新的组织形态叫做平台经济体，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概念。平台经济体把组织的分工协作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最早期的工业化阶段，通过分工协作，或许可以把100个人组织起来，大规模工厂时代则可能组织1000人——超过了一定规模的分工协作就会变得困难，传统的组织模式不可能化解大规模生产所带来的成本。当信息技术不断地突破和应用之后，组织100万人都不会有困难，阿里将之定义为跨国公司。但是，当新的组织模式——平台经济体诞生，它可以把更多的人，比如3000万人迅速组织在一起，这就是大淘宝系。 2016年，大淘宝系的零售收入超过了三万亿。这是什么概念呢？它已经超越了所有的实体销售企业，成为了最大的零售企业。而且，通过阿里一个主体，就整合了3000万人。3000万！这就是未来的组织，是技术的推动、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所带来的变革。

阿里研究院认为平台经济体具有四个特征：1.数据驱动的；2.平台支撑的；3.开放协同的；4.普惠共存。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说：“过去，在互联网经济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把它称作一代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对数据和技术的应用，带来了更大的贫富差距，但是平台经济是具有普惠性的。

同时，在阿里研究所报告中传递的概念，互联网企业是一种过时的组织模式。当我们还在研究“+互联网”或者是“互联网+”的时候，在他们的心目中，这已经过时，很多互联网企业已经不得不向平台经济体转型。阿里的研究认为过去的传统企业，很多也在变成平台经济体，或者部分变成了平台经济体，比如GE、苹果。尽管大家普遍认为，苹果是高科技企业的代表，但是在阿里看来，它也是需要转型的企业。苹果通过app store成功进行了转型，最终也构建成为一个平台经济体。

新的实体经济将会替代旧的实体经济，那么我们的组织通过技术的应用，则发展出了一种可能性，使得我们有可能从传统组织向平台经济体转型。或许公司这个概念在未来二十年之内可能就会消失，至少不再是一个主流的概念，而平台经济体将成为我们过去概念中的企业或者公司这种组织的替代名词。

因此我就在思考，阿里所谓新的实体经济指的是什么？在查阅了一些资料之后，我发现，新的实体经济有几个关键点：第一，个人成为了经济的主体。在过去的社会经济关系里，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就是市场经济中市场关系的主体。但是，在新的经济体当中，个人成为了经济的主体。这是新实体经济的一个巨大的特征；第二，在“公司”的时代，社会经济关系里的主体是公司与就业者所签订的雇用劳动合同。但是，当“公司”演变成为平台经济的时候，当它开始以个人为中心的时候，公司和个人之间所建立的劳资关系不会继续成为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

当我认识到这两点时，我发现顺带解决了我一个很重要的疑问。什么疑问呢？我认真拜读过两遍彭老师和云鹏博士所著的《海尔能否重生》一书。在研读的过程中，我感觉还是有很多问题无法找到答案。因为我本人是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老师，对劳动关系问题比较关注和敏感。我对海尔的疑问之一就是：当海尔创建平台的时候，它将世界定义为自己的青岛人力资源部，并与具备创新创业能力的个体共创共享价值时，这种新型劳动分工与《劳动合同法》之间的冲突怎么解决？而当我们知道，在未来的平台经济体中，公司和个人之间所建立的劳资关系不会继续成为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那么，这个问题可能也就不再构成问题了。这个变化对组织的平台演进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认为阿里所谓新的实体经济应该是从过去以企业为中心转向以个人为中心的，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征。而当我通过自己的理解，试图对新经济进行总结的时候，看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魏际刚提出的新经济的八大特征。这八大特征基本上印证了我们所认为的，技术推动了整个组织变革的过程：

第一，以人为中心。在新经济当中，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不再构成社会的主体，而是以个人为主体的；劳资关系也不再是社会经济主体，而是以交易关系、市场关系为主体的；

第二，数字化连接。这使整个社会效率大大提升；

第三，新经济基于新的要素。在新经济当中，最重要的要素是数据，这也是我们现在最为关心的热点问题；

第四，全方位的协同和集成；

第五，自动化。这种自动化，不是我们所认为的某一环节的自动化，而是全价值链的自动化；

第六，智能化。是把智能技术用于全部的过程；

第七，一切皆服务。在新经济当中，服务将在整个价值创造过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第八，大生态化。我们现在所谈到的生态圈、服务等等内容，其实都是新经济体的特征。

鉴于这样的认识，我个人认为，组织结构演变的一个很重要的驱动因素，应该是来自于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应用，尤其是AI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应用。

第二个驱动因素：社会需求基准的不断提高

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经常讲到代际冲突，比如说80后、85后、90后等等。新一代的产生，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管理挑战。现在，企业在招聘新员工的时候往往会发现，过去的激励理论对他们而言是失效的。这是令人沮丧的，我们需要找到传统激励理论失效的原因。是因为人变了吗？人哪里变了呢？每当我面对学生或者是新员工的时候，我都会思考，代际之间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带来的？这需要我们回归本源去看问题，去发现，是什么的变化引起了这一代人与上一代人的不同。

挑战根本的表现，其实可以理解为社会需求层次的变化，或者说社会需求基准的不断抬高，这是驱动人与组织关系重构的第二个重要因素。 “社会需求基准”是我造的新词，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从我们最熟悉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看。在研究、思考社会整体需求变化问题的时候，我给出了三个基本假设：第一，社会整体需求层次也应该呈金字塔模式分布。大多数的需求应该是底层的需求，向上会越来越少；第二，社会需求的基准，即最底线的需求会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不断抬高。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在往上走；第三，社会需求基准决定了主流组织形态。众所周知，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或许表明，很多人在很早的时候就脱离了最基本的需求，但是，社会整体没有达到这个层面。而我认为的主流组织形态是由需求基准决定的。这是我的三个基本假设。

为了便于理解，我把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图倒过来看。

当生理需求成为社会需求基准的时候，它肯定是最大的需求，然后才是向自我实现逐渐递减的过程。当整体的社会基准需求达到了情感与归属需要和尊重之间时，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已经脱离了基本的生存需求。

有哪一个群体的基准需求在这个点位附近呢？就是现在的90后，尤其是城市家庭的90后。因此，我们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当这部分人进入职场，他的需求层次已经发生了基准性的提高，他不会再去追求简单的生存。很多学生在毕业之前我都会问：你毕业之后有什么计划？他们往往都希望先回家休息休息。尽管这种“人生计划”听起来完全不成样子，但它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是对这部分人而言，生存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生存不能够成为他的第一压力时，他的压力来自于哪里？他的需求在哪里？我认为是尊重，甚至是超越了尊重，达到了自我实现的阶段，“矛头”直指最高需求。

关于这个问题，凯恩斯早有断言。他在上世纪30年代所著的《我们孙子辈的经济可能性》中提出：“从满足每个人的生存需要角度来说，经济问题可能会在100年之后得到解决。随之工作日减少到每天3个小时，也就是一周15个小时。”

他所指的100年，现在还不到，还差十几年。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技术还会有怎样的发展，很难预测。也许到了2030年，很多人真的不需要工作了。当人工智能、机器人可以完全满足，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我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的时候，当整体需求基准提高的时候，会带来什么问题？我认为，那就是人与组织关系重构的问题。

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社会需求随着需求层次的不断抬高，也会促使人的方方面面发生变化，进而使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必须重构。

最本质的问题——价值

既然找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驱动因素，我们就可以展望未来了。当人与组织关系发生了重构，那么下一步可能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假如八小时工作制真的消失了，国家不再关注就业问题了。当机器人取代了人的绝大部分工作，并提供满足了人最基准的需求以后，就业一定不再是主要问题。这个时候，每个人 “剩下的时间干什么？”就会成为大问题。当人不得不开始思考，剩下的时间干什么的时候，经济学、管理学的问题就变成了哲学的问题。

经济学家凯恩斯说：“随着工作日减少到每天三小时，就会出现如何打发闲暇时光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可能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道德规范，把社会从经济需要的隧道中带入到日光中来。然而在此之前，全世界都不得不信守一种异化的，建立在与资本积累相关联的贪婪和剥削之上的，丑就是美的道德标准当中。”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在“三小时工作制”实现之前，我们是按照一种异化的标准来行事的。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很早就提出来一个经典命题：什么叫美好生活？各种各样的学者对此展开了讨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有两个主流的观点，一个是活力主义观点，一个是实用主义观点，大家都在试图回答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问题。活力主义者说，人们需要主动去寻找需要克服的障碍和解决的问题，如果实在找不到，就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向去找它们。这是一种跟自我叫劲的方式，似乎有点像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实用主义则会说，人们总得做事情，不管你干什么事，都有可能会遇到障碍。但不管你的职业目标是什么，你必须发挥你的才智，投入地解决问题，这本身就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总结这两个观点会发现，无论是经济学者还是哲学家，他们谈的都是一个最本质的问题——价值的问题。假如未来的趋势一定会来到，就存在一个全方位价值的重新定义与匹配。组织的价值、个体的价值、用户的价值、社会的价值、社会价值的导向等等，都必须进行重新的定义和匹配。

大家应该都知道《大繁荣》这本书，这是200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所著的。在2015年，《大繁荣》受到了我国政府的推崇，它直接探讨了创新和创业究竟是怎样产生的。是技术吗？是自由吗？都不是。当整个社会不以能够带来多少经济价值来衡量创业，而是用创新创业的过程中所受到的尊重以及社会认可程度，来做为巨大的创业创新动力，并以此作为全社会的价值标准的时候，真正的创新才会出现。因此我认为，社会价值要有一个全方位的重新匹配的过程。

新的就业形态释放个体的价值

有一个名词叫slash，斜杠青年，是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专一职业”的生活方式，而是选择能够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多元生活。这些人在自我介绍中会用斜杠来区分。我们无法去简单评价这些人的就业形态，在他所有的“斜杠”中，任何单独的一项都能解决他的生存问题，所以和这类人才谈劳动雇佣关系、谈就业问题基本是没有意义的。它实质上是一种组织与个体之间匹配在一起的，崭新的就业形态，个体通过自我雇佣，组织提供平台支撑，二者实现价值共享。比如阿里研究院就预测，在未来二十年，八小时工作制将会被打破，中国高达4亿的劳动力将通过网络进行自我雇佣和自由就业，这相当于中国总劳动力的50%。未来个体的价值会通过自由雇佣的方式去就业来实现。

与此相适应，组织将通过平台化来支撑社会价值、个体价值、用户价值的实现，进而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并分享这些价值。这种价值实现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海尔的案例。海尔的平台与它的价值，在于支撑“小微”，在于孵化、业务引进等等。当平台通过促进个体的价值来实现价值、分享价值，价值创造的问题就解决了。

“岗位”已死，价值如何评价？

价值创造问题解决了之后，就不得不面对价值评价的问题了。如何评价价值？过去我们评价价值的时候，有一个基本假设是人和岗位之间的适应性，是配置问题。不论人是工具论，还是人事匹配论，还是人事互动，其实都可以用人和岗位之间的关系来回答。但是，当岗位概念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基于岗位履职来进行绩效评价就失去了意义，必须直面价值或者价值评价的难题。但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引用彭剑锋老师的原话来说：“人力资本价值计量始终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一方面，在传统的人力资本计量形式中，货币化计量因口径简单难以算清；非货币化计量因其涉及到的因素太多而无法纳入统计体系，也无法算清。另一方面，目前常用的两类方法的计量视角要相对单一；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方法来反映价值增值，包括未来工资报酬折现等多种价值计量方式的主观性大，难以科学衡量。综合运用又会使方法过于复杂。”尽管是世界难题，但总是要解决它。如何解决呢？

思路一：直接以用户价值认可替代价值评价。这一方法来自于海尔的企业实践。当企业找不到价值衡量的办法，不妨直接以用户价值认可来替代价值评价。而海尔所谓的双价值循环、二维点阵、PK机制等等模式，都可以用直接的用户买单来实现价值认可——用户买单就可以接着干。反之，用户不买单，那么对不起，我既不评价你的价值，也不去评价绩效，因为客户已经“评价”了。海尔的人单合一模式，是产品通过拐点的设置、迭代等等方式，不断对它的价值进行认可的过程。这就是海尔价值评价的方式，是直接用客户价值来替代传统价值评价的。

这种方式在互联网企业或在所谓的平台经济体里面是一种常态。比如分答提问（付费语音问答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快速地找到可以给自己提供帮助的那个人，用一分钟时间为你答疑解惑。）它的游戏规则是，在平台上，有三个角色设定：回答者、提问者和偷听者。回答者在说明了自己擅长的领域之后，可以设置回答的价格，并对付费用户提出的问题给予回答。在这个过程中，其他用户还可以通过付费1元来“偷听”其他人得到的答案。被“偷听”一次，平台、提问者与回答者分享收益，所以回答者能赚钱，提问者也可能赚钱。

尽管目前分答上很多提问都是八卦问题，但是这种模式很了不起。这个模式从本质上来说，是通过用户价值的实现来直接替代绩效评估。假如我是分答平台上的一个员工或者创业者，如何来评价我的用户价值呢？用户买单就是直接评价。起点文学、微博上的打赏等方式，也是用户直接对其构成了评价。

从这个角度看，不需要为平台上的个体做绩效评价方案，因为用户价值是一种价值创造和价值评价的很好的方式。

思路二：以协作的贡献来替代价值评价。既然平台经济体是分工协作所带来的，这个时候我们不再以绩效来评价人，而是以协作的贡献来替代评价。因此说互联网企业流行的OKR绩效评价方式是很有道理的。OKR源于德鲁克的目标管理，创建于英特尔，成功于谷歌，目前盛行于硅谷，它是价值评价的一种替代方式。

谷歌内部一再强调，OKR（Objectives Key Results，目标与关键成果法）并不是一个绩效评价工具，而是一个管理工具。他们认为真正的绩效评价是Peer review，同行审查。简单地讲，这种方式类似于360度评价，是由大家来评价个体的价值以及个体贡献的方法，并且在目标确定之后，按照每个人基于目标所做出的贡献来衡量。这也是一种价值评价替代的思路，是以协作的贡献来替代岗位胜任的履职情况所做出的评价。就评价方式本身来说，OKR是衡量个体通过协作对目标实现的贡献。

基于价值创造的青岛人力资源管理时代来临

青岛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演变路径：从基于职位的青岛人力资源管理到基于能力的青岛人力资源管理，最终成为基于价值创造的青岛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青岛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演变方向很清楚，就是必须围绕价值创造、价值评价来重构管理模式，重构青岛人力资源管理体系，重构整个组织的经营管理体系，包括管理理论体系。当我们面对一个崭新的平台经济体时，原来所有的管理模式可能都会失效，至少会面临很多挑战。因此，我们要从基于职位的青岛人力资源管理走向基于能力的青岛人力资源管理，最终走向基于价值创造与价值评价的人力资本管理。

当人和组织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个体通过在不同的平台上创造价值并与平台分享价值，但又不完全隶属于任何一个组织时，企业还会需要招聘与配置的只能吗？未来，我们要面对的是人才供应链管理，在企业用人的时候能找到人。当没有了岗位与人员之间的履职关系，绩效管理就变成了价值创造与价值评价管理，是在此基础上对价值的管理。从而，薪酬管理就会变为全面认可激励管理，培训管理就会变为员工组织能力规划和员工赋能管理等等。

以上就是这段时间，我对人与组织关系重构问题的思考，谢谢大家！

作者：孙波，华夏基石执行副总裁兼青岛人力资源顾问公司总经理

来源：华夏基石e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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